僧团建设：道安法师的终生弘愿

道安（312年-385年），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高僧，俗姓卫，常山抚柳（河北冀州）人。12岁出家，24岁时至邺城（河北临彰县），成为佛图澄的弟子。佛图澄死后，道安因避战乱，颠沛流离于翼、晋、豫一带，后在襄阳、长安等地组建僧团，编纂目录，整理新译旧译经典，制定僧尼轨范，统一僧侣释姓。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梁启超赞誉道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道安一生的使命就是建立中国僧团，他对于教团的成立表达出积极的主动性。他从佛图澄死后，避难恒山时就开始了教团筹建，他立寺建塔，弘宣法化，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再到长安僧团，他的一生是围绕着僧团的建立而努力。“恒山僧团”作为道安最早的弘法基地，是道安一生弘法事业的“燎原之火”，是东晋道安法系的思想“基因库”。这不仅体现为“恒山僧团”的弘法取向，既重般若思想，也提倡毗昙学，使道安一系的思想与中观系的空性说拉开了距离，也与玄学贵无、崇有论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恒山僧团”最重要的意义是使得汉人僧团成立并壮大，打破以往以西域或印度梵僧为主体的僧众格局，中国佛教自身队伍的建设开始起步。可以说道安僧团管理制度的确立与完善，就是在其师佛图澄赢得僧团合法建立的基础上，成立精金良玉般的真正汉地僧团。

此外，道安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统一僧人姓氏。初时中土沙门皆从师姓，师来自天竺则姓“竺”，来自月支则姓“支”，而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这对中国佛教的一体化极为不利，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决定佛门一律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高僧传》卷五《释道安》讲得很明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历代三宝纪》中记载说：“魏朱士行创首出家服法，为僧犹称俗姓。吴晋相踵，弗革其风。逮自符秦，有释道安，独拔当时，居然超悟。道俗钦仰，众若稻麻。云既剃除，绍继释种，子而异父，岂曰相承？今者出家，宜悉称释。”这一条透露的信息是，朱士行曾尝试为中土出家者创立僧仪规范，即“出家服法”，但其时僧人依然以俗家姓氏相称，一直到道安，这一习惯才得以改变。

可以说，伴随戒律在中国的传播，那就是中国僧制的制定与流传，僧制几乎成为与戒律并行不悖的僧团规范。中国僧人对自己所制、所守的行为规范关注的并不在乎其是否为印度佛教原制，而是在于它们在中国的适应性与应用性。从支遁、道安开始一直至隋唐智顗、省躬还在创建着僧制。

从恒山僧团，到襄阳僧团，再到长安僧团，成就了道安一生的僧伽使命。他信念坚定，初心不忘，其弘化活动始终围绕僧团的建设来展开。与佛图澄相比，他的弘化目标不是王权人物，而是建立纯粹的中国僧团，在其传记中没有看到太多对普通信众的接化，而主要任务是制定僧尼规范。他以不离不弃的精神率领着他的僧团从北到南，传灯续焰。如果说佛图澄当年的教团发起带有更多的草创性，管理是随缘的、松散的。那么道安僧团管理制度就是理性的，紧密的，有组织的，他要在老师赢得僧团合法建立的基础上，组建真正的汉地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