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身求经的他 开启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之路

前阵子，禅风君给大家介绍了一部纪录片——《佛国记——法显西行》，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第一位到达“西天”取经的高僧，并讲述法显法师西行取经的艰难历程。

但实际上，虽然法显法师的“第一”指的是第一位到达“佛国”取经的僧人，而西行求法，其实并非法显法师首创。

中国历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当属公元三世纪的高僧朱士行。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有一位昙柯迦罗法师从印度来到洛阳白马寺，研究律学的他看到中土僧侣在僧人威仪、修持方法上毫无章法可言，便传授了《僧祇戒本》，并制定了行羯磨受戒的仪式。

在众多的僧侣当中，朱士行第一个上前受戒，依法成为比丘。虽然在朱士行之前也有剃度出家之人，但由于此前没有较为成熟的传戒规则，所以后人将朱士行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

受戒出家后的朱士行，发愿用自己的余生来弘扬佛法，造福中土百姓。在当时佛法盛行的圣城洛阳，朱士行一边为僧侣和大众讲解经典，一边专心研究现有的典籍。当时最流行的译本是《道行般若》，也称《小品般若》、《道行般若经》。

然而在研究和讲解《道行般若》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朱士行对大乘佛教思想产生浓厚兴趣，同时他的修行也日益增长；另外一方面是由于《道行般若》的传译者支娄迦谶法师翻译之时很多都是音译，并且为了保留原本的特色而不加修饰，导致译本前后不太连贯，难以理解通透。

加上这些经书大多都是只有译本没有原本，不管是讲解还是研究，朱士行都时常感慨疑惑颇深。缺憾和疑惑日复一日地累积，使朱士行心中原本已经萌发的西行取经心愿愈发强烈。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从长安（一说是现今陕甘边境的雍州）出发，开启了西行取经之路。

沿着古丝绸之路，朱士行穿越了沙漠和隔壁，到达了鄯善。虽然鄯善国的佛法极为兴盛，但由于当地更为推崇的是小乘佛教，并没有严格的戒律可言，故短暂停留休整之后，朱士行便再度出发。

甘露六年（公元261年），几经辗转，朱士行到了于阗。令他欣喜的是，西行取经似乎并没有辜负他的一腔热血。他在于阗看到了《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归途会比来时更为艰险，甚至可以说，并不存在归途。

如果对法显法师或《佛国记》有所了解，大家就会知道，当法显法师到达于阗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于阗人来说，大小乘佛法的分歧已不再重要。当时排在行像首位的瞿摩帝寺，已然是一座大乘寺院。法显法师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大乘佛教经典，并在此“充电”之后继续西行。

然而对早于法显法师一百余年到达于阗的朱士行来说，这里却成为了他的终点。当时小乘佛教在于阗具有极高的地位，信奉大乘佛教的朱士行在这里受到了阻挠。他始终无法继续西行，甚至不得回国，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阗人）将经本送回洛阳。而他本人，则一直留在了西域。

虽然朱士行西行取经之路求得的经典只有《大品般若经》一种，但对当时的义学影响却很大，甚至有人称其开启了中国义学的先河。同时，从汉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上看，朱士行可说是第一人，他不仅为之后法显法师、玄奘法师等西行取经做了一个铺垫，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我国著名佛学家、国学大师汤用彤评价道：“士行行万余里，在外二十余年，终送其所求之经达本国，其后竟死于于阗……真可谓弘法不惜生命者矣……四百余年后，玄奘忘身西行……二人之造诣、事功，实不相侔，而其志愿风骨却足相埒也。”

有观点认为，《西游记》里猪八戒的原型就是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因为朱士行的法号就叫“八戒”。禅风君转念一想，如果说猪八戒的原型是朱士行，唐僧的原型是玄奘的话，那师徒之位岂不是要置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