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佛学论坛”在浙江大学医学图书馆举行
2017-12-06 10:11    来源: 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东晋法显《佛国记》新诠”的学术性讲座现场

德国弗莱堡大学亚洲与佛教研究会主任胡海燕教授演讲

德国弗莱堡大学亚洲与佛教研究会主任胡海燕教授

学术讲座现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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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1日,由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所创办的“浙大佛学论坛”第七讲在浙江大学医学图书馆顺利举行。德国弗莱堡大学亚洲与佛教研究会主任胡海燕教授受邀承讲了一场主题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东晋法显《佛国记》新诠”的学术性讲座。源头新水注,佛学亦澄明。胡教授运用其在梵文、巴利文等语言学的深厚造诣为《佛国记》的诠释打开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全新性视角,使参讲师生切身地感受到了语言学习与文献考据在佛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讲座依照序言及介绍、难点诠释、总结等三个部分依次展开。序言及介绍部分主要围绕“东晋高僧法显及其他的天竺之行”和“《佛国记》的两个版本及欧洲的早期翻译”这样两个问题展开论述。胡教授首先结合史料记载(如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梁慧皎的《高僧传》等)和古迹图像(如新疆法发现的木雕像,甘肃永靖炳灵寺壁画等)对法显的生平以及求法的大愿初心做了一个简要的考察性说明。在关于各类相关资料的深入考察之下,胡教授认为关于法显的生平目前很难下一个全面性的定论,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佛学的研究不仅仅是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现新的问题同样具有着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紧接着,胡教授又对法显、玄奘和义净的西行之路做了一个比较,再进一步结合《佛国记》的记载对法显的西行之路做了一个概要性论述。她认为,与玄奘的陆路之行与义净的海路之行相较而言,法显的整个西行之路可谓两者兼而有之,因此法显的求法路线不但与现今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方针更为切合,并且内容更为丰富,过程也更为艰险。

    关于“《佛国记》的流传版本及其西方的早期翻译”问题,胡教授从版本学研究,田野考察的,早期的法文、德文、英文翻译,大陆的专题会议和国外的主体会议等几个方面展开讲述。所摄内容极为详实,从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以及中国学者张巽等关于《佛国记》各种传世版本的严谨考证资料的研究到日本学者土谷遥子关于法显西求之路实地考察所得出的勘察报告的研究;从关于1836年雷穆沙的法文翻译,1848/1869-1886牛津、剑桥、伦敦三位第一任汉学家的英译研究至2005年德籍英国学者宁梵夫的德译研究;从关于中国大陆学者2005年、2012年和2017年法显研讨会发表的会议论文集研究到2010年尼泊尔蓝比尼德国际会议论文集研究。在此深入与全面考察的基础之上,胡教授一方面对《佛国记》的研究现状给与了积极的肯定,并同时也对研究的不足与现存问题进行了极具力度的揭示。

    在难点诠释部分,胡海燕教授结合自己研究中的例证,对其研究方法与思路做了一个具体的示例性展示。她笑称自己的研究方法继承了季羡林先生“咬文嚼字”“小题大做”的研究传统。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治学态度的严谨,其目的在于从“微言”中发掘出“大义”,其价值在于以“小而实”杜绝“大而虚”。胡教授共举出了三个例证,首先是关于《佛国记》中“傍梯”一词与梵文中的“?a?kupatha(楔子路)”一词在指称层面上的关联性考察。她通过各种汉文、巴利文、梵文文献的解读,以“悬度”“Ajapatha(山羊路)”“杙”等词为诠释中介,从而在“傍梯”与“?a?kupatha(楔子路)”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对等性关联,并进一步与巴尔胡特浮雕进行相互间的佐证。在上述举例之外,胡教授还对佛教语境下的“中国”一词结合巴利文大藏经中关于“佛教中心”的描述,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考察。胡教授认为,对于“中国”一词做为地理概念和佛教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差异必须进行明确的区分。第三个例子是关于观世音作为航海保护神的一个论证,她认为《佛国记》是关于观世音作为航海保护神的最早记载。由于时间有限,胡教授仅以三个例证结束了第二部分的讲述,虽意犹未尽,但我们却受益良多。 

    最后,胡海燕教授以高僧文化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和法显研究现今存在的挑战性两个方面作为总结,结束了本次讲座。她认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就我们日常的语言来说,处处渗透和体现着佛教的印记,“法律”、“世界”、“报应”等等日常词语都是对佛教词汇的直接运用。而以《佛国论》而言,还有许多问题未被学者所重视,因此更需要进一步的发掘与开显,如信风的记录、行像仪轨、经行的崇拜等等。

    讲演结束后,参讲师生与演讲人进行了积极地互动问答。因为胡老师的课题涉及到佛教研究的方方面面,所以大家提问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中心在读博士生王思佳请教佛学研究选题技巧方面的问题,即佛教文献细节的研究如何体现其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胡老师回答说写出优秀论文的前提是积累,多读多看,尤其是第一手资料佛教原典务必仔细反复地看,在此基础上带着问题再去看更多文献甚至佛教艺术展览,把战线拉长,就可以从不同角度丰富佛教文献细节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中心博士后夏冬冬关心“傍梯”一词是否有其他汉语文献佐证,为何昙无竭在短短几十年后将其称为“杙”。胡老师说佐证资料还在进一步寻找中,她更倾向法显时期壁上有钉,但到了昙无竭时代,洞还保留着但是需要个人携带四个“杙”,导致称呼的变化。

    特地前来听讲座的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吴天跃老师提问关于佛塔上所描绘佛本生故事的发展:《佛国记》提到的四圣迹与《洛阳伽蓝记》中的“释迦四塔变”,以及后来的“细缕杂变相”三者之间是否有联系。胡老师表示本生故事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如果可以搞清四个本生故事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追溯四塔变一塔的原因。中心在读博士生华婷婷提问关于行像仪轨在中国没有坚持下去并被沐佛代替的原因,沐佛是否与行像具有相同的功能,胡老师认为沐佛与行像并不完全相同,行像仪式规模很大,是以国王为首的全国对佛的供养仪式。而沐佛虽然也是对佛的供养但规模明显小了很多,且后人供养的恭敬程度不及从前。(文: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