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大德】“护法菩萨”慧远法师
2017-03-01 16:08    来源:禅风网

  东晋庐山东林寺的高僧慧远,是当时南方佛教领袖,以学问和品行驰名天下。北朝时又出了一位慧远,也是一位义学名僧,当周武帝灭齐废佛时,勇敢地站出来与周武帝抗辩,护持佛教,不顾生命,因而名重一时。
 
  北朝的这位慧远俗姓李,祖籍敦煌,后居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北)高都(今山西晋城县附近)。自幼丧父,受叔叔抚养,教以仁孝。7岁入学,以聪明见称,学习进步远过于同学。13岁出家,住泽州(泽州为唐行政区,治今山西晋城县北)东山古贤谷寺,拜名僧僧思禅师为师,很受僧思禅师赏识。后随僧思禅师迁住怀州(唐政区名,治今河南沁阳)北山丹谷,学习经义,钻研很深,凡发问都是经中玄隐深奥的问题。僧思禅师赞扬他日后必能成器。
 
  16岁那年,慧远随教授师湛律师到邺都进修,广泛学习大小经论,经常参加义学名僧的讲座,尤其注重大乘经论的研讨,以勤学好问,钻研深刻,开始受到佛学前辈们的好评。满20岁时,由昭玄大统法上为他受具足戒,昭玄都顺法师作教授威仪之师,佛教领袖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都作为证戒法师。邺城的高僧硕望,几乎都参加了慧远的受具足戒仪式,被时人认为光荣至极。
 
  受具之后,慧远花了5年时间,专门向大隐律师学习《四分律》,由此有了很深的律学修养,一些疑难积案让他剖断,他都断得合情合理,博得众口一词的赞扬。此后他又专从法上学问,历时7年,纯熟地掌握了法上传授的《涅槃学》、《地论学》和律学的理论,成为声誉雀起的义学新秀。于是辞师离邺,率领一批学徒回到老家高都县的清化寺,受到高都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为他营造了寺宇讲堂,供他说法传教。
 
  北齐承光二年(578年)春,周武帝攻灭齐国,便把北周境内已经实行了三年的废佛政策推广到北齐。他下令将北齐的高僧大德都召集到皇宫,自己亲升高座与众高僧们讨论是否应该废佛的问题。与会的北齐高僧,自昭玄大统法上以下,共有500多人,慧远也在被召之列。说是讨论,实际上是让诸僧前来训话。宫门两旁重兵把守,刀枪相向,杀气腾腾。众僧在林立的刀枪剑戟下鱼贯入殿,胆小的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进入殿内参见周武帝甫毕,便听武帝凛然发话道:“朕受天命,养育兆民。然而世上流传的三教,影响极广。考寻其义理,有许多与治化相悖之处。现在准备尽行加以废除。
 
  唯有六经儒教,宣传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主张礼、义、忠、孝,有益于社会人生,所以须加保存扶助。况且佛经有言:‘真佛无像。’既然这样,信佛也只须面对太虚,遥敬表心即可。现在佛徒却到处建造宏伟的寺院、塔刹,希望这样能带来福祉。这些寺塔都是无情之物,如何能够赐予恩惠?可叹的是愚民迷信,不惜竭尽财货,广兴寺塔。这都是虚费徒劳的事,不值得保留。
 
  所以我命令,凡是经像,一概废灭!另外,父母恩重如山,沙门却不敬父母,最为悖逆,国法难容。自今沙门尽皆还俗,退还其家,以崇孝道。我的意见如此,你们诸大德有什么看法?”武帝的话,字字句句,斩钉截铁,语气间含有不容抗拒的威慑力。法上等500余位僧人,都感到王力难违,进谏绝无效果,各各默然无语。武帝见大家不敢答话,进一步增加压力,频频催促答诏。
 
  众僧相顾失色,都怕有不测之祸,更是作声不得。在此紧张尴尬气氛之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陛下统临大域,得一居尊。随俗致词,宪章三教。诏云:真佛无像。这话确与佛经的教导相符。但是有耳目的生灵,却要依赖经籍才知佛法,凭借图像表达对真佛的敬仰。若是把经籍、图像都废了,就无从使人们产生敬佛的神圣感情。”
 
  众僧闻声,惊愕地寻声望去,只见慧远跨出行列,巍然屹立,侃侃回答着武帝的发问。原来,慧远见周武帝声势逼人,众大德各顾缄默保命,心想佛法的永传,寄托在僧尼大众身上;值此佛法兴废的紧要关头,若是竟无一人出面为佛辩护,周武帝便会说众僧理亏服输,这岂不是僧侣的最大失职?因此奋不顾身地出面与周武帝抗辩。
 
  周武帝听到有人出来反驳自己,也吃了一惊。放眼看过去,却是一位40岁出头的僧人越次出来答诏,便把脸一沉,冷冷地说:“虚空真佛,尽人皆知。何须凭借经、像?!”
 
  慧远也不示弱,抗声道:“汉明帝之前,经、像未至,我国众生,不知有‘虚空真佛’的道理,这是什么缘故?”
 
  周武帝未及作答,慧远又逼问一句:“倘若不须凭借经、教,就能自知有法,那么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们应该自知三纲五常的道理,何以当时人们只识其母,不识其父,与禽兽无异?”
 
  在这里,慧远玩弄了诡辩术,搞得周武帝无言以对,慧远趁机继续追问:“若以为形象是无情之物,敬奉它不能兴福,故须废除,那么国家七庙之像,难道就有情吗?为什么对七庙神主却那么虔诚敬奉呢?”
 
  周武帝见慧远谈到国家七庙,便丢开前两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发话道:“佛教是外国之法,我国不用。七庙是上代所立,我也不认为这样作就能造福于国家人民,也可以一起废掉。”
 
  慧远见武帝有退守之意,穷追不舍,又问道:“如果说外国的经教,就可以废而不用,然则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也不应该学习。再则,如果以为立七庙是不对的,也要废掉,则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那么您前面谈到要独存儒教,岂不是自相矛盾?倘若五经无用,三教同废,那么将靠什么来治国呢?”
 
  周武帝说:“鲁邦和秦、晋之间,则是古代的封域不同,但都同遵王化,同为中国。跟佛教出自化外之国不同。”
 
  慧远接口又问道:“如果说秦、鲁同遵一化,经教可以通行,那么震旦和天竺,国家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指释迦牟尼佛)一化,何不同遵佛经?何故现在要把它废除?”
 
  不待武帝答话,慧远继续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雄辩:“刚才陛下曾说:令僧人还俗归家,旨在崇重孝养。但孔圣人也曾说:立身行道,为父母争光,就是孝行。何必还家才称为孝?”
 
  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问题,搞得周武帝头昏脑涨,一时说不清究竟,只能勉强招架应付。就孝养问题,他说:“父母恩重,作人子的自小受双亲养育,大了理须反过来服侍、照顾父母。抛开双亲,敬事渺远的佛祖,怎能说是至孝?”慧远应声反驳道:“既然这么说,陛下手下人都有父母双亲,为何不放免他们,却让他们服长役,五年不得见父母一面?”
 
  武帝辩解道:“我有轮番上下的制度,服役者下番时就能归养父母。”
 
  慧远回敬道:“佛祖也准许僧人冬、夏两季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所以有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的故事,都说明佛教是不排斥孝道的。儒、佛都讲孝道,不可独废佛教。”
 
  周武帝缠不过慧远,正在沉吟之际,慧远提高嗓门,威胁道:“陛下依恃大权在握,破灭佛、法、僧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择贵贱,邪见人都得进去受苦。陛下难道就不害怕吗?”
 
  武帝一听,不禁勃然大怒。他强按住心头怒火,盯住慧远说:“只要使百姓获得安乐,朕何辞地狱诸苦?!”
 
  慧远见武帝震怒,并不害怕,更不退缩。他已横下一条心,什么都豁出去了,继续数说道:“陛下以邪法化人,正种着苦业,连带我们都要与陛下共赴阿鼻地狱,何处有乐可得?”
 
  周武帝也不答话,怒气冲冲地宣布:“你们都先退下,以后另行集会。有关部门把狡辩僧人的姓名记下来!”一场御前讨论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当时北齐刚刚亡国,周兵云集,威风凛凛。僧众们见慧远公然顶撞武帝,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认为必定会被粉身碎骨,刀锯油烹。慧远自己却面不改色,谈吐如常。昭玄大统法上和衍法师等老前辈,过来拉着慧远的手,流着泪向他表示感谢,都说:“天子之威犹如龙火,不可侵犯。
 
  而你却敢把他驳得哑口无言,有如大经所说的护法菩萨,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武帝要是仍不悛改错误做法,那只是劫数难逃。你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不能怪你。”
 
  慧远答道:“正理须申,岂顾性命?”又向诸大德告辞道:“时运如此,谁也无力挽回。只是此去不能侍奉左右,是我最大的憾事。但佛法决不会毁灭,愿诸大德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要因一时的灾难而太过悲伤烦恼。”说罢即离开邺都,回到故乡汲郡,在西山隐居避难。
 
  周武帝与众僧会议之后,在原北齐境内断然采取了废佛措施,拆除了数以万计的寺院,勒令几百万僧人还俗为民,经像法物也尽遭毁除。一时之间,北齐旧境的佛教便荡然无存了。但周武帝的废佛,并没有对僧人采取肉体消灭的极端行动。
 
  大部分僧人虽然被迫还俗为民,甚至当官作吏,但也有少数信仰坚定的僧徒,外着俗衣,内服僧服,隐晦曲折地坚持其宗教生活。慧远便是这少数僧人中的一员。他虽然触犯了天子雷霆之怒,但周武帝并没有加害于他,对他的逃亡也没深究。慧远隐居在汲郡西山,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不疲倦地诵经修道,头尾3年间诵《法华》、《维摩》等经各1000遍,还在饥寒煎熬中坚持坐禅。
 
  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严厉的废佛政策开始缓和下来。国家特准在长安和洛阳各立一所大寺,以陟岵为名,表示对先帝的哀思。两寺各置菩萨僧,即受菩萨戒不须剪发剃头的僧人,为国行道,选择宿望有学业的旧僧为之。慧远即被选中,出而在少林寺宣讲佛法。
 
  隋朝代周之后,大规模复佛,慧远即行剃落须发,重新成为纯正的僧人。他在周武毁佛时出面与武帝抗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废佛的岁月坚持禅诵修道的坚贞品行,使他在复佛运动中成为受人膜拜的高僧,声誉极盛。
 
  隋文帝听说他的大名后,下诏任他为洛州(治今河南洛阳)沙门都;开皇七年(587年),文帝简选德高望重的高僧为大德僧,慧远是被选中的6人之一。在沙门都和六大德任上,他以高度的热诚,整顿教团,讲授佛理,从事译经,为佛法的复兴竭精尽虑,不遗余力。隋文帝特地为他在皇城门外南大街右侧置净影寺一所,俾其讲说宏法,学徒不远千里,奔赴来集,在他的教诲下相继成器。
 
  开皇十二年(592年),慧远卒于净影寺,享年70岁。隋文帝特为废朝表示哀悼,并把他与朝贤李德林的死同视为“国失二宝”。
 
  慧远一生长期从事讲授经论的工作,著述也十分丰富,计有《地持疏》5卷,《十地疏》10卷,《华严疏》7卷,《涅槃疏》10卷;对《维摩诘经》、《胜鬘经》等也各有疏记。又著有《大乘义章》14卷。总计50余卷,近300万言。这些论著文句优美,义旨允当,深入浅出,大受学者欢迎。为了护寺和弘传佛教,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护法菩萨”的美称,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