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风专访 | 践行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 广州佛教迈向新发展禅风专访

2018-09-06    来源:禅风网    

禅风网专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

    编者按:2018年9月1日至2日,庆祝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禅风网作为本次活动官方网络媒体,对广东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耀智法师进行视频专访,了解耀智法师对广州佛教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思考、探索。以下为本次采访内容实录。

    记者:60年来,广州市佛教协会主要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耀智法师:从1958年到201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走过了60周年的历程。一方面,我看了历史文献;另一方面,我亲自经历过,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5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广州市佛教协会之所以能够成立,跟新中国的诞生是有关系的。因为新中国的诞生,包括佛教界在内,很多进步人士对新中国充满了爱国的炽热理想。

    第一个方面,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宗教采取了保护的政策,即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先生讲,宗教具有五性:第一是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宗教信仰;第二是民族性,每个国家有它民族的特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第三是历史性,有历史的文化积淀;第四是群众性,有一定的信众规模;第五是复杂性,但是从中国来讲并不复杂。基于这种宗教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对宗教是采取了保护的政策。

    第二个方面,新中国诞生后,建设新中国的劳动力比较缺乏。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佛教徒也纷纷走上劳动的岗位,政府也在鼓励,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新中国的诞生时,国内、国外形势都比较复杂。国内因为解放之后很多事情还没有解决。从国内来讲,要镇压反革命,包括宗教内的反动组织“会道门”等;从国际上来讲,1950年到1953年抗美援朝,佛教界在这方面也表现出爱国的热情。

    第四个方面,有许多信仰佛教的友好国家和地区对新中国的诞生带有好奇,所以纷纷组团来访问。佛教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也应该承担佛教的责任。中国佛教协会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成立的。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发起时讲到,第一歌颂中国经济改革,对宗教界采取保护政策,使宗教方面的生活能够有保障;第二歌颂镇压反革命暴乱,包括反动组织“会道门”,让佛教界分辨邪正;第三是歌颂抗美援朝,让佛教界要报国恩、报众生恩;第四是歌颂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非常到位;第五是歌颂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共同开展弘法利生工作。这些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佛教协会倡导和发起的因缘。

    当时,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时,赵朴老讲到了佛陀的一个公案。佛问他的弟子,一滴水放到哪里才不会干。结果弟子没办法回答出来。后来佛陀讲,要把它放到大海里边去,才不会干。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佛教徒只是一滴水,要融入到祖国的大家庭中。

    当时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同时,广州市佛教协会第一任的会长、副会长,也参与了政协、人大。政府对宗教也有很多关心。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广州市佛教协会成立了。

    第二个阶段是1958年到1978年。广州市佛教协会已经成立起来了,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届会议是1958年9月1日至3日。第二届会议是1962年8月3日至4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两届会议主要的任务一方面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另一方面是国内外的大是大非面前要有坚定的信念。到了第三届1966年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州市佛教协会就停止了活动,一直到1978年。

    在第二个阶段中,应该说广州市佛教协会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因为,当时寺院被占了,僧人已经离开寺院,到了各个地方去生产、谋生路。一直到了1978年,重新落实宗教政策之后,才把文革中到各地去生产的僧人找回来。像云峰老和尚、新成老和尚,他们是办理退休之后才回到了寺院,来筹办广州市佛教协会,恢复组织、开放寺院。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个阶段我是经历过的。我是1992年从中国佛学院毕业之后来到广州的,当时也是来到广州市佛教协会当副秘书长和办公室的主任。这个阶段已经落实宗教政策十来年了。虽然,广州市佛教协会组织恢复了,寺庙也开放了,冤假错案平反了,但是开放的宗教场所其实是没有传统的寺院格局,也没办法满足过正常宗教生活需求的。

    比如大佛寺,开放的时候是一个孤立的大殿。孤立的大殿,做香火庙可以,但是如果要发挥它弘法利生的作用是很困难的。到1996年,我来到大佛寺,我想要把这座传统的寺院、祖师的寺院恢复起来。所以,这个阶段是落实宗教政策了,但是还不能完全地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和开展宗教活动,也就是弘法利生工作。

    第四阶段才是佛教真正发展的时期,那是在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个时候,很多寺院都在扩大。像大佛寺、六榕寺、华林寺、无着庵、海幢寺,这几个寺院开放的时候很小,不能满足需求。通过我们的努力,加上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才恢复起来。恢复起来后,佛教也进一步从内部管理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健全了,僧团的生活也严谨了,弘法利生也多样化了,对外交流也频繁了,公益慈善也有创新服务了,这才是真正发挥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关于都市寺院的社会责任,我总结有四点,一是传法共修;二是文化教育;三是公益慈善;四是文化交流或对外交流。

 

    记者:在宗教政策恢复以后,广州佛教的发展有何特别之处?

 

    耀智法师:这与广州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关。广州市是一个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2200多年历史。佛教传到中国,广州既是东方的始发港,又是东方的落脚点。中国历史上的历代高僧大德,西行求法,大部分从广州出发。而西域各国的高僧大德,来华授法,到中国来传授佛法,大部分也是在广州。从佛教史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高僧,这说明广州这座城市在佛教这方面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

    其次是改革开放的契机。落实宗教政策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州成为南大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州佛教的发展契合了这样一个时代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讲都市佛教,这里有一个区域的问题。广州是一个特大城市,对比山林的寺院、农村的寺院,在新的时代有它的特殊性。曾经,山林寺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有很多高僧大德都是在山里边开悟之后,才到城市来弘法。我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历代的高僧也是如此。那么,从中国近代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寺院已经很少了,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可能更有利于弘法利生。另外,从受众来讲,既然城市化了,农村的人纷纷到了城市来创业、工作。他们在都市的生活中思想是浮躁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应该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因缘,都市佛教可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都市佛教的功能一方面是弘法共修,思想上的烦恼需要解脱。解脱不单是了解就行,了解了做不到,还不行。现在这个时代,知识很普及,但是明理的人不多。这种思想的混乱还是来自于人心的问题。

    第二方面,作为在广州这座都市里的佛教,应该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中华传统文化是儒释道文化,佛教是要弘法利生,同时还可承载对儒家文化的弘扬。所以,大佛寺在践行文化教育方面,举办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国学班。

    第三方面是公益慈善,佛教是教育社会大众去做慈善,当然本身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作为出家人要安贫守道。就像星云大师所讲“贫僧有话要说”,他在全世界办了这么多弘法事业怎么会叫“贫僧”呢?那是在生活上要安贫守道。

    第四方面是对外交流,这与现在中国的崛起有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影响了世界,但希望中国文化也能够影响世界。作为佛教徒来说,应该加强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文化的输出,要讲好中国人的故事、传播中国人的智慧、发出中国人的声音。那么,广州佛教所在的这个区域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优势,广州的佛教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广州市佛教协会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

 

    耀智法师:广州市佛教协会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在新的时代,政府对宗教文化弘扬与发展的工作,是赋予我们去做的。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广州市政府制定的《广州市宗教文化建设规划纲要》讲到四个一:第一个是要创建一批宗教文化模范窗口,第二个是培育一系列宗教文化优秀品牌,第三个是打造一条宗教文化旅游风景线,第四个是建设一支爱国爱教骨干人才队伍。这是广州市政府对我们宗教界的一个期望。

    作为广州市佛教协会来讲,我们在落实和践行。也是在这几年中,我们推动了广州市各个寺庵的文化发展。

    比如,六榕寺常年讲经弘法,最近还出了汉俳诗词。大佛寺这几年也是高密度的做文化建设、文化服务的工作。比如,我们举办读书节,成立读书会,举办系列论坛,提供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海幢寺举办了各种艺术班,像插花班、茶道班。华严寺有华严讲堂、禅修营。华林寺有关于达摩祖师和禅宗的历史研讨等。

    应该来讲,这么多年,广州市各个寺、庵都在努力践行建设佛教文化的工作。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在广州市佛教协会推动之下才做起来的。 


    记者:您对未来广州佛教的发展有什么愿景和计划?

 

    耀智法师:对广州佛教来讲,我想第一个方面是要实现好都市佛教社会责任的功能,就是我刚才讲的四个方面,一是弘法共修、二是文化教育、三是公益慈善、四是对外交流。

    第二个方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深化,特别是对外交流这部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方面,文化的交流和输出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015年9月15日到2016年1月10日,这将近半年中,我们重走了海上丝绸之路,效仿历代中国高僧西行求法,还有像西域各国高僧来华,进行圣地朝拜、文化考察、交流互鉴、参访高僧、供僧活动等等。

    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广州佛教应该要走出去。那么,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整合资源,比如佛教界跟学术界的交流合作。这几年,大佛寺举办了很多高峰论坛,比如海上交通以岭南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国际生命教育高峰论坛、和平饮食蔬食文化论坛等。我们做了很多,而且是国际化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一定要走出去、要输出。我们在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的文化在输出到南海诸国、东南亚等国是有一定基础的。像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曾经也是佛教文化非常昌盛的国家,佛教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   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有中断。现在,中国佛教发展起来了,我们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联系,让当地的华人对祖国文化有认同感。另外还有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佛教的起源地,但是现在没落了,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地区进行佛教文化的输出?还有对一些佛教国家,比如泰国、斯里兰卡,我们应该进行交流。

    所以,对未来的愿景,我说这方面很重要,也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崛起,应该走出去。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恐怕是有多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佛教界本身的素质需要提高,我们去年到斯里兰卡参加卫塞节,我很羡慕他们每个都用英文对话,用英文研讨。二个是我们出去了,能不能够随意的去交流,这里面也需要我们进行交流和反哺。我们可以在新的时代,推动佛教走出去。

 

    记者:作为肩负历史重任的广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您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寄语?

 

    耀智法师:第一,爱国爱教,知恩报恩。广州市佛教协会是在新中国诞生的背景之下成立起来的。所以我们要知恩报恩。第二,继承先辈,砥砺前进。我们先辈们在很复杂的历史年代把佛教协会成立起来,始终不忘初心,努力弘扬佛法,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三,不忘初心,守住真心。我虽然是广州市佛教协会的会长,但我也是一个和尚,我的初发心是真心的,是淳朴的。当然社会是复杂的,人要保持长远心,就需要我们不忘初心,才能守住我们的真心。第四,以戒为师,安贫守道。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大城市里,资源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生活上要安贫守道,要以戒为师。第五,解行相应,提高素质。我们都是在修行的路上,一定要深入佛法,一定要践行佛法,才能提高自己。第六,低调做人,主动做事。主动做事,是要求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要主动去为社会服务。做好事不一定被社会认可,但是,我们要低调地去做人,主动做事。第七,规范管理,创新服务。寺院规模大了,管理是一个保障。但是,我们是为社会服务的,也要创新服务。比如,我们做公益慈善,不仅仅是为贫困者捐资捐物,这不是佛教的特色。如何做才是佛教的特色呢?例如大佛寺举办癌症康复营,为癌症患者服务,虽然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服务,但更重要的还是法的布施,提高他们对生命教育的认识,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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