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僧与桥梁
2017-09-12 15:20    来源:《法音》

  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在历代的造桥活动中,佛教僧徒曾是积极参加者,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根据地方志和有关文献的记载,和尚造桥的事,在每一朝代,每一地区,都是常见的。大约自南北朝大建寺庙,开凿石窟之后,民建桥梁,也逐渐地活跃起来。僧人参与造桥活动,有文献可征的,约不迟于隋代。著名的安济石桥,近年挖掘出了隋代的“修桥主”残石,“修桥主”相当于后世“施主”的同义称谓。安济桥是由赵郡人士集资修建的,很可能有僧徒参加了募化工作。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建洺州南和(今河北省南和县)澧水石桥,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及《金石粹编》收有桥记碑文,文中有:“洒法雨以润群生,建宝幢而导黔首……县老人宋文彪等悟镜像之非冥,知水泡之难持,薰修十善,回向一乘,各竭资助,兼相劝化,敬造石桥,以济行者”等语。这篇碑文,写成于大兴佛教的隋文帝时代,缀佛典词藻以成文,是不难理解的。有趣味的是,碑文中把佛门教义和民间建桥联系起来,把世俗对修桥补路称作善举与佛教所称功德结成一体;又似乎这一道理,已为当时僧俗所共晓,劝募的风气,也已经倡立,从这一历史事实出发,僧徒在造桥活动中的作用,是颇具特色的。
 
  远在战国时代以前,造桥,是被认为“王政的一端”,《周礼·月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孟子·离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当时的桥梁道路,有专职官员负责,这是与奴隶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秦汉以降,除了通都大邑,官路驿道而外,发公帑建桥的事,日渐稀少;而官倡民助和民间自建的方式,则日益增多。这是由于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桥梁却独具有社会公用的性质。桥,虽同其他建筑物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但对于使用受益者说来,却是无偿的。这种特具的社会公益性,便为调动社会各阶层对建桥的积极性和人民爱桥的深厚感情,奠下了基础。因此,民间建桥的活动,便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
 
  僧人之参加造桥活动,是出自邀请和自愿相结合的。
 
  《宋天威军石桥记》“本军大姓李宣谓太原栖息寺女头陀善慈曰:七里(涧)之患,尔知之矣,暂勤而永佚,少葺而久牢者,仁人之用心也。尔素有化缘,众所倾响,将与尔建石杠一道,以济万众之不通,可乎?头陀善而言曰:此我平生之所欲也。”
 
  又《重建方顺桥记》:“请凉山僧德印募缘助构,灵铎载扬,五材云集……”
 
  又《宗岳桥记》:“邀多宝僧中立募化十方,经营七载,方告厥成。”
 
  从以上事例,说明劝募这一活动,要不辞跋山涉水,穷年累月,日集月累,才能积有成效。而募化十方,出入达官大户,达到随缘乐助的目的,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项工作,僧人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了。所以,即使是地方官或绅士们倡议建桥,也往往要委托大庙主持综理其事。这又和寺院一贯平等待人的作风以及经济上绝少贪污中饱的弊病有关。
 
  但是,佛教僧徒在造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从事募化的一个方面。
 
  元张亨《灭渡桥记》:“吴城东南由赤门湾至蔚门,水道间之,非渡不行。舟人横暴,侵凌旅客,风晨雨昏,或颠越取贷。昆山僧敬修几遭其厄,仅得走免,诉公庭法治之。既思创建石梁,利济永久。偕里人陈玠、张光福,遍吁郡城,金汇钱萃,爰兴工作。始大德二年(1298)十月,讫工四年三月。桥成,长二十八丈四尺,高三丈六尺,广视高之半有加,工二万六千有奇,南北往来,踊跃称庆。名灭渡,志平横暴也。”一个游方僧,敢和地头蛇斗,并发愿建桥,便利一方。如果不是广结善缘的和尚,可能无此法力。
 
  这类独力成桥,显然困难较多,决心要大。如浙江义乌东江,旧有浮桥,元泰定二年(1325)僧文中倡建石墩木伸臂梁桥,全长四十二丈,僧文中募为屋覆之。又四川綦江县万寿桥,六洞石拱,明崇祯十二年(1639),一僧断手誓建,历三年乃成。还有的是出于济世婆心,因而感动了他人,共完洪愿。如《衢州府志》载:“(莲花桥)岁久毁坏,用木筏撑渡。清康熙初,有僧济澄自灵隐来,属莲花寺,夜雨风中,闻堕水呼声,设愿建桥,改置桥于一里之下,高三丈,卷石梁五虹,每虹阔四丈,桥面阔一丈六尺,两埵五墩,计长三十五丈。”
 
  又明徐师曾《吴江大浦桥记》:“左江右湖之水,出八斥大浦之港,怒而东奔,水涌风发,舟经其左辄覆,溺死者不可胜计。嘉靖中,海宁安国寺僧文玉,教授兹土,目击其事,曰:吾既不能疏甘泉之淤,犹能广大浦之口。乃与其徒守清虔心募施,会有钱宗德者,见而义之,施舍之外,复贷金以赡其费。石工邹恢亦愿茹淡素以献力。于是伐石僦工,撤旧权辟浦口而改建焉。为拱七,长十有八丈,广一丈六尺。”
 
  更有积极意义的是:有不少参加建桥的僧人,他们不仅仅是劝募者、组织者,而且还是施工匠师。这一事例,在闽南大造石梁的热潮中,最为突出。《名胜志》记僧道询建獭窟屿桥事,“宋开禧间,僧道询待津于此,有髯道人与语作桥,道询以风波为辞,道人云:汝若作是念,何桥不可成。道询遂率其徒操舟运石,成桥七百十间,南北跨两岸,潮至桥没,潮退可渡,免垫溺之患,至今便之”。
 
  闽南造桥,可以说僧人起着骨干作用。如僧义波、宗善之建洛阳桥,僧惠魁之建金鸡桥,僧文会之建玉澜桥,僧守徽之建苏埭桥,僧祖派、惠胜之建普利大通桥等,据统计宋绍兴的三十年中间,建成石桥总长5147丈,其中僧人所修建的约达4500丈。可称为一时之盛事。其他省份里,僧人创建的名桥,如僧文秀、德朗之建庐山栖贤寺三峡桥,僧了然之建云南霁虹铁索桥,僧妙真之建临海下津桥,均有声于当时。志称:“下津桥之建,量度江面一百一十丈,凡诸规定,无成法可依,悉自僧手指口授,照法不爽”,说明技术经验,俨然匠师。《宋史方伎传》记僧怀丙以术正安济桥事,惜其术不传。至于江西僧大义之建铅山大义桥,“墩不可立,大义掷钵成墩”;又余姚僧自悦重建黄山桥,“潮汐奔溃,不可置一石,自悦祝天,愿少却,潮忽竟日不至,乃并力基之”。这是在施工期间,排除了困难,人乃故神其说。在过去,宗教总是带有一定的神密色彩的,有不少桥头,建庵守僧,朝夕巡查,确倒是起了呵护的实际作用,他如佛阁石塔,点缀于长虹飞梁之间,景色交融,更增添了桥梁形态上的瑰丽。
 
  佛教与桥梁,在历史上合作了一千五百多年,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还有如定禅师东渡日本邻邦,设计建造了中岛川的眼镜桥;独立禅师携带图样,在日本岩国市建成锦带桥,至今受到称誉,其影响自是更加深远了。
 
  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总的成就中,佛教僧徒,在其他领域方面,也有过不少的贡献。比如文学、美术等方面,传有不少造诣高超的优秀作品;均有进行研究,作出评价的必要。
 
  过去曾有人提出:主张涅槃寂灭的佛教信仰者,何以转出世为入世,并选中了造桥这一公益事业,广结善缘呢?我想,这也就是佛教济世精神的一种体现吧!(许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