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教授八秩荣寿 他在佛学研究上有哪些成就?禅风专栏

2018-09-19    来源:禅风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纪华传研究员讲述《杨曾文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编者按:2018年9月14日,“新时代中国佛教史研究座谈会”在北京什刹海书院开幕。本次座谈会以杨曾文教授八秩荣寿、纪念从事宗教研究55年为契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纪华传研究员讲述了《杨曾文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以下为论文原文。


    杨曾文(1939-),山东即墨人。佛教史研究专家。196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同年 9 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 年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1979 年为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5 年升为副研究员,担任佛教研究室主任、博士生指导教师;1988 年被评为研究员,兼任研究生院教授;1998 年至 2004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2006 年 8 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03 年 4 月 13 日至 2010 年 4 月 12 日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多次到日本研修考察,为已经开过 10 次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日本驹泽大学研究员等。1999 年 5 月,荣获日本“东方哲学学术奖”,以表彰他致力“哲学、思想、学术”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2017 年 1 月 18 日,获汤用彤学术奖。佛学研究方法上坚持史论结合,重视历史、文献与思想的统一,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日本佛教史等研究领域颇多建树。三十多年来锲而不舍致力佛学研究,勤于笔耕,著述宏富,除参与撰写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至三卷)外,独立完成的著作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隋唐佛教史》等 11 部,主编并参与撰写、翻译以及文献整理等著作有 20 余部,研究论文约 260 篇,译文 36 篇,序文及报道 50 篇。

引言:杨曾文先生的成长历程

    1939 年 12 月 7 日,杨曾文出生于生于山东省即墨城西郭里于家胡同,老家在县城北二十五里的南林村,离北边的灵山有七八里地。即墨现已称市,属青岛市管辖。在南林村北边是北林村,二村本为一个村,相隔一条发源于金家湾的小河,现统称林戈庄,属于即墨城区北安街道。在林戈庄的西边有三泉庄,东边有邹家疃,东北有萧家疃、程家疃、谭家疃等村。往东越过不高的丘陵地带有小寨村,是他祖母、母亲的故里,小的时候曾在姥娘(外祖母)家住过。

    即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远古文明可追溯至六千年以前,迄今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 19 处。在《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已出现“即墨”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为著名的通都大邑,《战国策》称“即墨之饶”,与齐国的都城临淄“并夸殷盛”。历史上田单破燕的火牛阵、田横五百壮士等事迹均发生在此境内。即墨民风朴实,人民勤苦耐劳,刚劲不挠,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彪炳青史的人物,如战国时刚正不阿、廉洁勤政的即墨大夫,汉宣帝时以忠言进谏著称的谏大夫王吉(书圣王羲之即是他的后人)。至明清时期更是英杰代出,如明代先后出任朝廷御史的蓝章、蓝田父子,万历时“以文章名天下”的国子监祭酒周如砥,清康熙朝官至左都御史、湖广总督的郭琇等,均崛起于科举,扬名于仕宦,以刚正直言、才思敏捷而著称。

杨氏是林戈庄的大姓,与即墨五大族姓“周、黄、蓝、杨、郭”中的杨氏是同族。据明万历十九年(1591)始修,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续修的《即墨杨氏族谱》载,杨家始祖来自浙江秀水,“宋神宗时为胶水教授,遭乱未南归,因卜居即墨灵山之阳。子孙忘失名讳,称胶水公”。秀水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北,明清二代是属于嘉兴府的县。胶水,在今青岛市胶州市。杨氏族人后分为两支,一支在即墨,一支在河北省东光县,往昔曾彼此往来。过去南林村祠堂“务本堂”的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写着:“来秀水仕胶水卜居墨水,依灵山面崂山仰止泰山”;在屋门对联上写着:“一本连双枝奕奕然不分南北,千儿与万孙诜诜兮何论东西”,表述的就是此事。

    杨曾文的曾祖父杨孝珍(字宝鼎),终生务农,但是能识字读书。祖父杨友端(字砚溪),曾考取清末秀才,在济南办过报,后因中风回到老家,办私塾教学,颇有声望。大伯父杨乃鑫(字祖荫,号宝孙)、二伯父杨乃钝(字祖泽,号筱溪)在青岛大陆银行当职员。父亲杨乃鏐(字祖培)在青岛商业银号当会计。在祖父去世后,全家从南林村迁到即墨城北郭里于家胡同居住。1946年大伯父去世后,大家庭分家。杨曾文的母亲与兄弟妹妹依父亲薪金生活,1946 年秋随父亲迁居青岛。

杨曾文从5岁开始在即墨老家上小学,到青岛后,曾在沧口的教会学校“圣功小学”读初小。1949 年夏,父亲杨乃鏐从青岛市内回沧口住处的路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兵,全家生活无依,舅刘成泊将母亲和兄妹接回老家南林村。当年冬天,父亲从南方辗转逃回老家务农,第二年经朋友介绍到北京钢锉厂当会计。杨曾文与兄妹随母亲在老家种地,读完小学,1952 年秋与母亲兄妹一起迁来北京。

    1953 年 9 月至 1959 年 9 月,在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现为汇文中学)读初中、高中。从高二起文理分科,进文科班,直到毕业。1959 年 9 月,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古代史,最后二年专攻秦汉史。在大学期间,杨曾文酷爱读书,兴趣广泛,曾选修过为哲学系学生开设的专业课中国哲学史,并且爱读先秦诸子之书,寒暑假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回家,留在学校中潜心读书,这对他后来从事佛教研究打下了很好的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基础。

    1964 年初各个研究机构和大学正在开始招收研究生。开始杨曾文想报考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专业的研究生,经系领导和指导教师田余庆先生的动员,便改报考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然而在考试结束不久 , 尚未发榜的时候,汤先生因病与世长辞。此时正逢中国科学院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设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指示,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9月,因曾报考佛教学研究生的原因,杨曾文毕业后便被直接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此便与佛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除了“四清”以及“文革”动乱的时间之外,一直从事佛教的研究。

    1979 年为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5 年被评为副研究员,担任佛教研究室主任、博士生指导教师;1988 年被评为研究员,兼任研究生院教授;1998 年至 2004 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2003 年 4 月 13-2010 年 4 月 12 日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2006 年 8 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佛学研究方法上坚持史论结合,重视历史、文献与思想的统一,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在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日本佛教史等研究领域颇多建树。多次到日本研修考察,为已经开过 10 次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先后受聘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招聘教授、日本驹泽大学研究员等。1999 年 5 月,荣获日本“东方哲学学术奖”,以表彰他致力“哲学、思想、学术”研究所作出的贡献。2017 年 1 月 18 日,获汤用彤学术奖。概而言之,杨曾文先生在中国佛教史、日本佛教史、中国禅宗史三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

一、中国佛教史研究

    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学者研究的强项,从 1978年开始的十多年时间中,在任继愈先生主持下,杨曾文参与撰写了多卷本《中国佛教史》,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高水平的成果,被誉为我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大进展”。

    “文革”结束以后,时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教授决定着手主编筹划已久的《中国佛教史》,约请杨曾文参加。全书计划分八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卷东汉至三国的佛教,第二卷两晋及十六国佛教,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第四五两卷隋唐佛教,第六卷宋元佛教,第七卷明清佛教,第八卷近现代佛教。

在此书正式编写之前,杨曾文按照任继愈先生的建议,认真读完原始佛教基本经典之一的《中阿含经》,而且通读了其他三部汉译《阿含经》(《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以及有部论书和大乘经论、佛教史传等,然后阅读《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将其中部分资料分门别类地编写了有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资料汇编及佛教传入中国等资料汇编。其间还阅读了大量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著作,为参加《中国佛教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始编写组只有任继愈先生、杜继文和杨曾文三人,杨曾文负责佛教历史、社会思潮和部分宗派等,杜继文主要负责哲学思想和经典分析。《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完成后,经过申请和评定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从 1982 年至 1988 年相继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到 1990 年,第四卷隋唐前期佛教初稿亦已完成,尚未出版。编写组成员陆续有增加,第三卷时增加丁明夷,负责写佛教石窟和艺术部分;第四卷时增加李斌城、张弓两位,分别撰写隋唐佛道二教关系和寺院经济。

    《中国佛教史》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全书总的指导思想,将佛教置于中国历代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强调佛教的产生和发展,有它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所以应该从社会历史中去寻找佛教兴衰变迁的原因,而不能只在佛教内部去寻找佛教变迁的原因。佛经翻译、佛教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受到历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和制约。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文化形态产生过巨大影响。源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进程中,经与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思想会通、融合而不断充实丰富自己,逐渐实现民族化。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支柱是“儒家及后来转化成的儒教”,佛教对中国纲常名教起着“夹辅作用”,处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文化的附属地位”(《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杨曾文在撰写过程中特别重视中国自古以来丰富的文史资料和佛教文献、考古资料,并且积极参考和吸收国内外的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出版后,获得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仅成为各地宗教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也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教材。东邻日本百年来在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中国佛教史》也给予高度的评价。1982 年日本著名学者镰田茂雄教授发表了《两种中国佛教史》文章,对中日几乎同时出版的镰田茂雄编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及两书的编撰计划进行介绍,指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贯彻“将中国佛教史置于思想、社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将是新中国的佛教史的决定版”。在《中国佛教史》前三卷出版之后,从 1992 年至 1994 年,由丘山新、小川隆、河野训、中条道昭等多位日本年轻学者相继翻译成日文,以《定本·中国佛教史》的书名由东京柏书房出版,这是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杨曾文承担《中国佛教史》第四卷中隋唐佛教部分,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完成,并将其中部分内容作阶段性成果发表,然此书直到 2009 年任继愈先生逝世也未能出版。此后,杨曾文先生在原书稿的基础上,重新构思,搜集资料撰写了以往没有研究或研究不深的问题,经过三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在 2014 年 5 月《隋唐佛教史》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分两编,即隋朝佛教和唐朝佛教,每编各由社会和佛教、佛教宗派两章组成,揭示出隋唐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中的重要地位,即隋唐佛教“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立,标志佛教民族化历程基本完成”。

    从 1978 年开始,直到 1990 年写完《中国佛教史》第四卷初稿,杨曾文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此书的编写工作上,在这期间也参加了编写《宗教词典》,并且协助任先生辅导佛教专业研究生等。参加撰写《中国佛教史》的过程,既是学习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过程,也是提高佛学研究能力的过程,为以后研究日本佛教史、禅宗史等积累了学术研究的经验。杨曾文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肯下苦工夫,他在讲课时常向研究生强调要有掘井及泉的精神。确定课题好像选定打井的位置,只有将一口井打出水来才打第二口井、第三口,如此日积月累才会取得成绩。当然选井的位置需要眼光,但一旦选定,就需要下功夫,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在撰写《中国佛教史》过程中,每接受一个专题,就以此为中心读书、查找和积累资料,然后梳理综合,完成撰写。例如,在写第一卷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章节时,利用对两汉史熟悉的条件,对两汉与古印度、西域的交通作了详细的考察。对于《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所引《魏略·西戎传》所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及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的可信性;东汉明帝遣使求法说的基本情节虽可信,但只表示是佛教的继续传入等,做出明确论证。在完成一个又一个专题的写作之后,就会逐渐取得进步,研究能力就会不断得以提高。 

二、日本佛教史研究

    杨曾文对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为系统、全面,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他对日本佛教的研究有一种使命感,认为中国是日本的近邻,在古代与日本发生过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所以应当对日本佛教史及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加强研究。几十年时间中,始终对日本佛教的研究有着极大兴趣,尤其是“文革”以后,每年都坚持日本佛教史的研究,撰写文章。

    1964 年 9 月,杨曾文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时,全所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同时着手编写反映世界各国宗教现状的“世界宗教动态”。由于他在大学第二外语是日语,按照单位的学术分工,此时的主要工作是阅读日文报刊,对日本佛教现状进行调查,整理有关日本宗教状况的材料,撰写日本佛教和其他宗教动态的文章。这是此后从事日本佛教史研究的最初因缘。

作为第一批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经常想到宗教所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所以怀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满怀着热切希望和强烈的求知欲,认为绝不能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也不能辜负北大对他的培养,应当在研究所做出成绩来。他对佛学研究的劲头一直很大,即使是经历“文革”,下“干校”的时期,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却没有失去学术研究的信心和希望,总觉得研究所是不会停办的,应该尽可能多读一些人文历史的书。他到宗教所不久,全所成员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接着经历约 10 年“文革”,学术研究不得不全面停顿,但是对日语的学习却没有停止。在下河南“干校”期间,别人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是日语版《毛泽东文选》,在劳动之余坚持通过此书来学习日语,所以“文革”结束后他的日语水平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1972 年夏,当时邓小平出来整顿,“文革”进入低潮,他从“干校”回到北京。此时他虽然没有专门的佛教老师,但是利用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半开放的时机,反复地研读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梁启超的《佛学十八篇》等佛学著作,学习日本佛教方面的辞书和研究成果。他接受黄心川先生建议,趁此机会开始着手翻译日本近代佛教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大约两年后完成。其间参阅了不少中日两国的佛教著作,为以后从事佛教研究打下了基础。此后“运动”又趋激烈,只得将译稿藏于床下。直到“文革”结束,才将书稿送到商务印书馆,于 1981 年出版。

从 1990 年底开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日本佛教史》的撰写,其间到日本研修一年,回国后集中力量将此书完成,于 1995 年出版。《日本佛教史》是杨曾文有生以来下工夫最大的一部著作,以论述日本的民族佛教格局基本形成为重点,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佛教传入日本 1500 年来佛教在日本传播、盛行和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介绍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两国僧人,揭示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

    《日本佛教史》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直到今天仍然是最权威的著作。该书密切结合日本社会历史的背景来考察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演变,对佛教传入日本后的民族化过程作了全面考察与论述,指出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经过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与日本传统文化思想和习俗相结合而演变为日本民族的宗教。本书从整体上将古代日本佛教归纳出五个民族特色,即:强烈的佛法护国的观念、神佛同体和一致论思想、鲜明的宗派意识、盛行念佛和唱题、显著的世俗化倾向。除《日本佛教史》外,还与张大柘、高洪合作写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与日本源了圆合编,约请两国学者合作编写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三书于 1995 至 1996 年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日本近现代佛教史》论述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佛教的历史,其中经历明治(1868-1912年)、大正(1912-1926 年)、昭和(1926-1988 年)三个时期,并涉及始于1989 年的平成时期。因为日本近现代的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编写中把佛教置于各个历史时期之中,并密切结合社会上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历史变革来加以考察论述。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由多位中日两国学者分工撰写,以考察中国、日本的佛教以及神道、早期基督教等主要宗教的交流、相互关系为中心,并且广泛涉及两国的文化思想、政治、民俗等领域,侧重揭示中国宗教文化思想对古代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该书列入了国家出版“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并获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 1996 年学术类图书金奖。此外还曾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的佛教部分。

    从 2005 年底开始,杨曾文先生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佛教东传史传》的研究工作,至 2008 年 4 月完成书稿,2013 年 7 月于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与《日本佛教史》相比,该书侧重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佛教在整体上对日本佛教乃至历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该书深化了中国佛教外传史的研究,推进了对中日古代佛教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中国读者对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佛教和文化交流的了解,增进两国人们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2015 年 9 月,《佛教与中日两国历史文化》一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中国佛教与历史文化的文章之外,还收录了《鉴真大和尚东渡和日本律宗》《圆仁和日本天台宗》《唐代密宗和日本弘法大师空海著述辑要》《中国临济宗东传日本和演变》《松源崇岳及其法系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地位》等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 1982 年至今,杨曾文多次出国考察,先后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康乃尔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日本驹泽大学等学校或研究所的“访问学者”或“招聘教授”等。1985 年 11月,日本《中外日报》社为纪念创刊 90 周年,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协商,在日本京都举办了第一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此后,日本《中外日报》社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商定,每两年轮流在两国合作召开会议一次,至 2003 年 10 月已成功召开过 10 次,他作为会议的中方主要组织者,为促进两国佛教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 年 5 月,荣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颁发的“东洋哲学学术奖”,以表彰他致力“哲学、思想、学术”研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7594_170422184427_1.gif

三、中国禅宗史研究

    从 1995 年开始,在基本结束对日本佛教史的研究以后,杨曾文便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禅宗史。首先是禅宗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1982 年到京都大学考察了三个月时间,参加了柳田圣山教授的中国佛学研究班,回国后发表了《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初期的流传情况》一文,对日本禅宗史研究的细密开始有了注意。1985 年第二次到日本,这次是去东京大学,认识了镰田茂雄。在东京大学集中考察日本的禅宗研究,并且认真读完了各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和神会禅师语录等,回国时还复制了不少日本的禅学研究著作,计划把日本的这些成果介绍出来。回国前,柳田圣山给他复印了向达教授的《唐代长安以西的文明》一文,文中向达首次报道了任子宜版《六祖坛经》。柳田圣山托他回国打听一下这个版本的下落。回国后不久,周绍良先生给他一些敦煌《六祖坛经》照片,巧合的是这正是任子宜本。于是就暂时搁下介绍日本禅宗研究成果的计划,先集中精力整理任子宜本《六祖坛经》和神会的语录。从 1986 年至 1990 年先后利用周绍良先生提供的敦煌写本照片,并参考胡适和日本学者研究成果和整理的资料,编校出《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和《神会和尚禅话录》,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1993年和1996年出版,其中皆载有长篇研究论文。敦煌新本《坛经》比旧敦煌本《坛经》误写少了很多,《神会和尚禅话录》收集的资料非常完全,它们都是现今最好的版本,杨曾文先生整理的这些禅宗文献为研究中国禅宗提供了便利。

    1995 年以后,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上,1999 年出版的《唐五代禅宗史》是第一阶段禅宗史研究的总结。《唐五代禅宗史》除利用传统资料外,还重视国内外新发现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敦煌禅籍、碑文、地方志、考古发掘文物等,同时参考和有选择地吸收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禅宗在唐五代时期的成立和迅速兴起的历史脉络和禅法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论述。第一章着重介绍禅宗正式形成之前的禅经翻译和主要禅法;第二章介绍禅宗“史前”酝酿期从菩提达摩至僧璨的事迹和对后世禅宗有较大影响的禅法思想。此后各章介绍中国禅宗的初创期、南北宗并立期和南宗独盛期、禅门五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形成及它们早期传播的历史。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禅宗断代史专著,2002 年 9 月获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唐五代禅宗史》注意结合社会环境对禅宗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考察,强调“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深入的表现”,并重视考察唐五代禅宗的地理分布及其“外护”问题,这是本书一个重要特色。他认为禅宗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南宗有名的宗派的兴起,都得到藩镇节度使、中央委派的流动性的观察使、州刺史为首的地方军政官员的支持,五代时得到某些割据王国的优遇。如黄檗希运禅师以及沩仰宗创始人灵祐禅师都与洪州刺史裴休关系密切;希运的弟子义玄在河北创立临济宗的过程中,得到了“河朔三镇”之一的成德镇节度使王绍懿的支持;曹洞宗实际创始人曹山本寂在江西传法,多次受洪州节度使、镇南节度使钟传得迎请说法;云门宗的创始人文偃禅师受到南汉政权的大力支持;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及其弟子德韶分别得到南唐诸王及吴越王的尊崇,曾在南方盛极一时。此外,唐五代时禅宗寺院具有地方文化中心的功能,很多禅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的禅师本身就是儒者出身,如庞蕴和天然一起去赶考,天然听人说到“选官不如选佛”时,就立即放弃仕途而出家了。由于禅师的不同身份和阅历及其独特的禅法思想,儒者常常从禅宗里面找到和自己意趣相通的地方,所以出现了儒者士大夫与禅僧之间交游密切的现象。

    继《唐五代禅宗史》之后,他从 1999 年又开始了《宋元禅宗史》的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次年通过评审得以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过五年的潜心研究,最终于 2006 年出版。全书 80 万字,是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和元代禅宗传播和发展的禅宗断代史,对这个时期禅宗各个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事件、禅法思想和著述,以及禅宗与儒、道二教的关系等进行深入研究。宋代是继唐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宋代禅宗进入鼎盛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别,对中国思想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正如杨曾文在自序中所言,“考察和研究禅宗对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佛教史、思想文化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杨曾文在中国禅宗史研究和禅宗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广受好评。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 1990 年代整理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和《神会和尚禅话录》外,后来还编校了《临济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菩提达摩四行论》(和法缘合作,少林书局,2006 年),嘉惠学林。禅宗断代史研究的《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两部著作,史料丰富,考辨精微,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著作。在四十多年时间中,杨曾文先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独立完成的著作有 11 部,其中《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中国佛教东传史传》《隋唐佛教史》三部著作便有 270 多万字。其他主编并参与撰写、翻译以及文献整理等著作有 20 余部,研究论文达 260 篇。杨曾文先生为人豪爽耿直,学风严谨,锲而不舍沉浸于学术研究之中,对待学生晚辈热心提携,诲人不倦,广受尊敬。他在2003年4月至2010年4月,受聘担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任职期间,在健全规章制度、组织佛教学术研究和会议、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培养佛教人才等方面成绩突出,成果斐然。中国佛教协会的《感谢状》中对于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此处以其中的一段评价作为结语:“先生品格端方、为人正直,工作负责、一丝不苟,学风严谨求实、精益求精,既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又是众所尊敬的长者。”

    


1